李经珊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颜色。月光照在她那特有的肌肤上，发出贝壳一般的光泽。
“多温暖啊。”张霈伦把李经珊抱了起来。
“我天生就是温暖的嘛。”
“这儿早晚已经很冷了吧？”
张霈伦明知她那双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其实是合上了的浓密睫毛，他还是凑近看了看。
李经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爱，虽然他比她要大十九岁。
张霈伦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而且结过两次婚。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个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钦的女儿朱芷香——这位朱学钦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辛酉政变”当中敬亲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仁曦太后和敬亲王诛杀承威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敬亲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时人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伯函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075年即去世，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四章京”的另两位）那样，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而张霈伦与朱小姐结婚，是在他中进士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霈伦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霈伦的继室边翠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属八部“金猊”部夏军籍。他是彤郅二年进士，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钦还要显赫。但他的女儿却于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霈伦一直未能续弦。众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霈伦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直隶总督李绍泉爱女李经珊，尽管岁数大了点（李经珊时年二十三岁，按旧时习俗，已经是老姑娘），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霈伦的中年丧妻，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张霈伦的官现在做到左佥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现在是以三品卿衔会办海防事宜。三品职分，对“学而优则仕”的古典知识人来讲，已经不算小，可却匹配不上现时张霈伦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声望。彤郅、光旭年间，有“二张”齐名，他们都是河北人，亦为好朋友，一个即张霈伦，另一个是张芝栋。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科名更要早一些，可两人风光的时候，却是难分高下。光旭七年，张芝栋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涡，出任山西巡抚，对照之下，张霈伦的仕途止步于“卿贰”，尚没有“转正”。
二张均是进士出身，点翰林，作学士，以弹章撼动时世。当时有“翰林四谏”的美誉，除了这两位，还有渤族宗室宝廷和陈葆臻。好事的时人将绰号“铁汉”的邓载修加进去，合称“五虎”。这一时期以弹劾官员出名的人，除他们几个之外，尚有吴大成、刘恩普等。待这帮人抱成一个团，便有了另一种说法，叫“清流党”。其中以张霈伦的风头至为劲爆。
时人曾评价张霈伦“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西宫（仁曦）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霈伦为主盟。”
其实“清流党”的领导核心，不是张霈伦，而是张霈伦的老师，大学士、军机大臣、有“相国学士”之称的直隶保定府人李高阳。
时人谓：“李高阳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惟邓载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高阳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芝栋，丰润张霈伦尤为鸿藻所器重。”
“张芝栋、陈葆臻、张霈伦多以公（李高阳）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陈葆臻为牛尾，宝廷为牛鞭，王懿荣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更有人进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魄十分雄大。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这一数目，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发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首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首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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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未完待续。)
李经珊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颜色。月光照在她那特有的肌肤上，发出贝壳一般的光泽。
“多温暖啊。”张霈伦把李经珊抱了起来。
“我天生就是温暖的嘛。”
“这儿早晚已经很冷了吧？”
张霈伦明知她那双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其实是合上了的浓密睫毛，他还是凑近看了看。
李经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爱，虽然他比她要大十九岁。
张霈伦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而且结过两次婚。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个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钦的女儿朱芷香——这位朱学钦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辛酉政变”当中敬亲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仁曦太后和敬亲王诛杀承威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敬亲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时人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伯函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075年即去世，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四章京”的另两位）那样，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而张霈伦与朱小姐结婚，是在他中进士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霈伦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霈伦的继室边翠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属八部“金猊”部夏军籍。他是彤郅二年进士，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钦还要显赫。但他的女儿却于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霈伦一直未能续弦。众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霈伦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直隶总督李绍泉爱女李经珊，尽管岁数大了点（李经珊时年二十三岁，按旧时习俗，已经是老姑娘），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霈伦的中年丧妻，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张霈伦的官现在做到左佥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现在是以三品卿衔会办海防事宜。三品职分，对“学而优则仕”的古典知识人来讲，已经不算小，可却匹配不上现时张霈伦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声望。彤郅、光旭年间，有“二张”齐名，他们都是河北人，亦为好朋友，一个即张霈伦，另一个是张芝栋。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科名更要早一些，可两人风光的时候，却是难分高下。光旭七年，张芝栋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涡，出任山西巡抚，对照之下，张霈伦的仕途止步于“卿贰”，尚没有“转正”。
二张均是进士出身，点翰林，作学士，以弹章撼动时世。当时有“翰林四谏”的美誉，除了这两位，还有渤族宗室宝廷和陈葆臻。好事的时人将绰号“铁汉”的邓载修加进去，合称“五虎”。这一时期以弹劾官员出名的人，除他们几个之外，尚有吴大成、刘恩普等。待这帮人抱成一个团，便有了另一种说法，叫“清流党”。其中以张霈伦的风头至为劲爆。
时人曾评价张霈伦“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西宫（仁曦）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霈伦为主盟。”
其实“清流党”的领导核心，不是张霈伦，而是张霈伦的老师，大学士、军机大臣、有“相国学士”之称的直隶保定府人李高阳。
时人谓：“李高阳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惟邓载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高阳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芝栋，丰润张霈伦尤为鸿藻所器重。”
“张芝栋、陈葆臻、张霈伦多以公（李高阳）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陈葆臻为牛尾，宝廷为牛鞭，王懿荣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更有人进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魄十分雄大。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这一数目，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发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首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首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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