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允许赫德夫妇可以上那隐蔽的楼梯去参观。楼梯在她的床角落里?34??通往上面一层她自己的佛堂。特殊情况下，喇嘛僧会在这里行佛事。这是个舒适的避难所，它那黯淡、虔敬的光线引导人们去沉思默想，去祈祷。
高高的香案上，一尊造型精美的大金佛之前，高高的金蜡扦闪耀着珍珠、红宝石的光芒。华丽的珐琅质花瓶里插着镶了宝石的花束，镶嵌着黄金花纹的香炉里香烟袅袅。地板上铺了块漂亮的明黄色丝地毯，小型、精美的圣人和人格化的某些特性的画像在墙上贴了整整一圈。形状奇特的窗户上窗造型繁复，又嵌入了半透明的介壳，透过的光线有限，而在那神秘的幽深处闪烁的，是香案上摆设的漂亮珠宝，是佛祖淡淡的金身，是墙上那圈微微发亮的穿红衣和金衣的圣人。这是皇太后最心爱的佛堂，她跟在赫德夫人后面走了上来，自豪地一一指点给赫德夫妇看。赫德相信，她除了爱它的宗教性之外，对它完美的艺术性的领悟程度也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从床边登上隐蔽在里面的楼梯来到这里，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跟着。她在这里寻求那在曾经的动荡岁月里显得非常遥远的安宁，当时她国家的一切都是那么希望渺茫。
皇太后的御座房在宫墙东北角三座大殿中的第一座大殿之内，而这三座大殿连同其所在的庭院都延伸到了整座宫的外墙脚下。这些建筑都高出铺汉白玉石板的庭院8英尺左右，有美观的汉白玉台阶可拾级而上。在第二座大殿的台阶上赫德初次见到世俗建筑中所用的灵魂梯浮雕。这浮雕是一块放在梯级正中的，从其最高处一直延伸到其最低处的汉白玉。这块汉白玉并未被做成梯级，而是上面精心雕琢了双龙。它躺在梯级当中，就像在上面盖了一层美丽而厚重的地毯，由于太硬而无法随梯级起伏。
所有好的寺庙入口处的台阶上都有这种巨石浮雕，世俗人的脚是不可碰它的；当台阶很多时，像京城天坛那种情况，那效果会既美丽又新鲜独特。
台阶上有浮雕的那座大殿，是皇太后的区域的这三座大殿当中最美观的，室内50英尺，有精美的藻井，墙是木头的，雕刻得很精致，并配有景泰蓝的壁饰，显得雍荣华贵。
高敞的大殿上方是一圈露台，有门通入里屋；里面的屋子恰在底下的偏屋之上，并不特别高。这一宏大的前殿之中有丹陛宝座和屏风、雉尾扇，比起赫德夫妇首先进入的御座房来显然用于更重要的场合。丹陛对面一个雕镂精致的玉水缸，是夏天用于贮水降温的。四周摆放着的，有一个美观的八音盒，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皇太后的礼物，还有几件欧洲君主送的其它礼物。右边的房间是皇上来附近的戏楼看戏时使用的。左边是太后夜间使用的房间。将大殿后部与进口隔断的镂空扇上开着两扇门，这地方又有一大块漂亮的玉石，约5英尺高，精心雕琢着玉石开采和运送的情景。一个高起的汉白玉石台从中央大殿通往第三幢建筑。这里又是中央大殿最高处，而旁边都分成了两层。这是皇帝的御座房之一。
紫禁城之内，皇太后的区域是用高墙跟皇帝的区域隔开的，门前还有卫兵。皇帝的区域之内、房屋即使与皇太后的比起来都更为宏丽壮观。紫禁城的朝会大殿便是在皇帝的区域之中，这里的传统比起在清绮园来似乎得到更为严格的遵守，一切似乎都取决于皇帝；而在清绮园，第一人似乎是皇太后，那里传统习惯常有暂时搁起的时候。
在赫德夫妇参观完毕后，敬亲王和纯亲王两位帝国最重要的大臣到了，在略微寒暄了一会儿，众人落座之后，皇太后便向赫德询问起关于币制的问题来。
今天的私会，其实并非是要讨论是否改革币制，而是改革的大方针早已经定下，非改不可，所要讨论的，是发生新式机制银币的币值问题。
早在彤郅十年，福州船政局便曾奉朝廷命令购买机器试铸乾国第一套机制银币——“福州军饷”，采用的是一两制，发行后由于币材精纯，图案精美，使用方便，很受商民欢迎，但后来因为规模太小而作罢。
银两是中土传统的白银货币，值大量少，几百年来，畅行于流通领域，无论是政府收支方面，还是民间普通交易活动。然而，到了近世，与银两单位保持一致的一两制银元却受到了商民的抵制，无法顺利地在市场上流通。十余年来，由于银元的“两”或“元”单位问题的不确定，清廷各派为此一直争论不休。其间户部、福建、广东、湖北、奉天、吉林，北洋等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但都因种种原因，皆未被市场认可。这不仅暴露出大乾帝国币制的混乱状况，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兴的改良观念与守旧的传统观念的碰撞。
自船政设厂铸造银币之后，各省纷纷开铸银元，式样平色，都不一致，导致流通困难。且当时所铸银元是模仿墨西哥鹰洋，重量为七钱二分，与中土传统的银两制不符，造成了计算困难。这意味着，乾国不但损失了巨额白银，还有忍受兑换造成的附加损失。至此，大乾朝廷才意识到原有的货币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与此同时，英美各国在商业贸易中，颇感货币兑换的不便，为了扩大各自在乾国的经济利益，也对大乾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币制。因为乾英签定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及其后签定的乾法、乾美商约都有统一币制的规定。为此，其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币制改革，建议改铸与银两制相符的一两制银币。
9082年（大乾光旭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9月，总理衙门大臣郭筠仙奏请改革币制：“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运行中土，易我十成之银，岁耗以亿万计。近来福建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铸造银元，分量轻重、悉准墨银，既不能废两为元，各库出入，及需元宝，必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银及小银钱，使子母相权而行。”此外，顺天府尹胡伊成、监察御史王鹏运也提出了改革币制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仁曦太后以光旭皇帝的名义于9083年（大乾光旭九年，日本明治十六年）3月25日颁旨：“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交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敬亲王宜欣、纯亲王宜瑄及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师设立铸银钱总厂，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守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接着，户部遵旨特设财政处，专门整理财政和着手解决币制混乱问题，并在天津勘察地势，积极筹建造币厂总厂，准备铸造新式国家银币。光旭九年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癸未一两”机制银币五种，这是大乾帝国政府为改善财政状况，统一币制而试铸的第一种国家银币。9084年（大乾光旭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财政处奏酌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从前各省所铸银元，系属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现在明定国币，拟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更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元旧有之制钱相铺而行等语。整齐圜法为当今财政要图，著户部造币总厂按照所拟章程行知直隶、江南、湖北、广东各分厂赶紧铸造，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以垂定制而昭大信”。这表明大乾帝国政府正式认定一两制银币为国币。随后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甲申一两”机制大乾银币一套。继福建、广东之后，湖北造币厂于光旭十年试铸了一两制银元一种，北洋造币厂、奉天造币厂、吉林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可以说这些一两制银元是大乾帝国币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乾帝国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决心。
大乾帝国政府为什么在币制改革的问题上决心如此之大，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防止国库存银的丢失。
传统的银两制，曾盛行于眀乾两朝，到了近世，其弊端已越来越大，在大乾韶光朝达到了顶点。
就在韶光皇帝62岁的这一年，国库竟然失窃了900万两白银！
韶光二十三年，内忧外患使大乾帝国岌岌可危。禁烟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此时，韶光皇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禁军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乾帝国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禁烟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2300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70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4000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韶光皇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可以说心疼得要命。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1000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乾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韶光皇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韶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1000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
韶光二十三年（西历90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史称“（韶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听。”
韶光皇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1000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韶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韶光皇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日（西历4月25日），韶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背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因为从来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大乾帝国的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脱光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了答案，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该日才被发现呢？(未完待续。)
皇太后允许赫德夫妇可以上那隐蔽的楼梯去参观。楼梯在她的床角落里?34??通往上面一层她自己的佛堂。特殊情况下，喇嘛僧会在这里行佛事。这是个舒适的避难所，它那黯淡、虔敬的光线引导人们去沉思默想，去祈祷。
高高的香案上，一尊造型精美的大金佛之前，高高的金蜡扦闪耀着珍珠、红宝石的光芒。华丽的珐琅质花瓶里插着镶了宝石的花束，镶嵌着黄金花纹的香炉里香烟袅袅。地板上铺了块漂亮的明黄色丝地毯，小型、精美的圣人和人格化的某些特性的画像在墙上贴了整整一圈。形状奇特的窗户上窗造型繁复，又嵌入了半透明的介壳，透过的光线有限，而在那神秘的幽深处闪烁的，是香案上摆设的漂亮珠宝，是佛祖淡淡的金身，是墙上那圈微微发亮的穿红衣和金衣的圣人。这是皇太后最心爱的佛堂，她跟在赫德夫人后面走了上来，自豪地一一指点给赫德夫妇看。赫德相信，她除了爱它的宗教性之外，对它完美的艺术性的领悟程度也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从床边登上隐蔽在里面的楼梯来到这里，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跟着。她在这里寻求那在曾经的动荡岁月里显得非常遥远的安宁，当时她国家的一切都是那么希望渺茫。
皇太后的御座房在宫墙东北角三座大殿中的第一座大殿之内，而这三座大殿连同其所在的庭院都延伸到了整座宫的外墙脚下。这些建筑都高出铺汉白玉石板的庭院8英尺左右，有美观的汉白玉台阶可拾级而上。在第二座大殿的台阶上赫德初次见到世俗建筑中所用的灵魂梯浮雕。这浮雕是一块放在梯级正中的，从其最高处一直延伸到其最低处的汉白玉。这块汉白玉并未被做成梯级，而是上面精心雕琢了双龙。它躺在梯级当中，就像在上面盖了一层美丽而厚重的地毯，由于太硬而无法随梯级起伏。
所有好的寺庙入口处的台阶上都有这种巨石浮雕，世俗人的脚是不可碰它的；当台阶很多时，像京城天坛那种情况，那效果会既美丽又新鲜独特。
台阶上有浮雕的那座大殿，是皇太后的区域的这三座大殿当中最美观的，室内50英尺，有精美的藻井，墙是木头的，雕刻得很精致，并配有景泰蓝的壁饰，显得雍荣华贵。
高敞的大殿上方是一圈露台，有门通入里屋；里面的屋子恰在底下的偏屋之上，并不特别高。这一宏大的前殿之中有丹陛宝座和屏风、雉尾扇，比起赫德夫妇首先进入的御座房来显然用于更重要的场合。丹陛对面一个雕镂精致的玉水缸，是夏天用于贮水降温的。四周摆放着的，有一个美观的八音盒，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皇太后的礼物，还有几件欧洲君主送的其它礼物。右边的房间是皇上来附近的戏楼看戏时使用的。左边是太后夜间使用的房间。将大殿后部与进口隔断的镂空扇上开着两扇门，这地方又有一大块漂亮的玉石，约5英尺高，精心雕琢着玉石开采和运送的情景。一个高起的汉白玉石台从中央大殿通往第三幢建筑。这里又是中央大殿最高处，而旁边都分成了两层。这是皇帝的御座房之一。
紫禁城之内，皇太后的区域是用高墙跟皇帝的区域隔开的，门前还有卫兵。皇帝的区域之内、房屋即使与皇太后的比起来都更为宏丽壮观。紫禁城的朝会大殿便是在皇帝的区域之中，这里的传统比起在清绮园来似乎得到更为严格的遵守，一切似乎都取决于皇帝；而在清绮园，第一人似乎是皇太后，那里传统习惯常有暂时搁起的时候。
在赫德夫妇参观完毕后，敬亲王和纯亲王两位帝国最重要的大臣到了，在略微寒暄了一会儿，众人落座之后，皇太后便向赫德询问起关于币制的问题来。
今天的私会，其实并非是要讨论是否改革币制，而是改革的大方针早已经定下，非改不可，所要讨论的，是发生新式机制银币的币值问题。
早在彤郅十年，福州船政局便曾奉朝廷命令购买机器试铸乾国第一套机制银币——“福州军饷”，采用的是一两制，发行后由于币材精纯，图案精美，使用方便，很受商民欢迎，但后来因为规模太小而作罢。
银两是中土传统的白银货币，值大量少，几百年来，畅行于流通领域，无论是政府收支方面，还是民间普通交易活动。然而，到了近世，与银两单位保持一致的一两制银元却受到了商民的抵制，无法顺利地在市场上流通。十余年来，由于银元的“两”或“元”单位问题的不确定，清廷各派为此一直争论不休。其间户部、福建、广东、湖北、奉天、吉林，北洋等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但都因种种原因，皆未被市场认可。这不仅暴露出大乾帝国币制的混乱状况，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兴的改良观念与守旧的传统观念的碰撞。
自船政设厂铸造银币之后，各省纷纷开铸银元，式样平色，都不一致，导致流通困难。且当时所铸银元是模仿墨西哥鹰洋，重量为七钱二分，与中土传统的银两制不符，造成了计算困难。这意味着，乾国不但损失了巨额白银，还有忍受兑换造成的附加损失。至此，大乾朝廷才意识到原有的货币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与此同时，英美各国在商业贸易中，颇感货币兑换的不便，为了扩大各自在乾国的经济利益，也对大乾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币制。因为乾英签定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及其后签定的乾法、乾美商约都有统一币制的规定。为此，其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币制改革，建议改铸与银两制相符的一两制银币。
9082年（大乾光旭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9月，总理衙门大臣郭筠仙奏请改革币制：“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运行中土，易我十成之银，岁耗以亿万计。近来福建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铸造银元，分量轻重、悉准墨银，既不能废两为元，各库出入，及需元宝，必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银及小银钱，使子母相权而行。”此外，顺天府尹胡伊成、监察御史王鹏运也提出了改革币制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仁曦太后以光旭皇帝的名义于9083年（大乾光旭九年，日本明治十六年）3月25日颁旨：“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交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敬亲王宜欣、纯亲王宜瑄及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师设立铸银钱总厂，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守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接着，户部遵旨特设财政处，专门整理财政和着手解决币制混乱问题，并在天津勘察地势，积极筹建造币厂总厂，准备铸造新式国家银币。光旭九年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癸未一两”机制银币五种，这是大乾帝国政府为改善财政状况，统一币制而试铸的第一种国家银币。9084年（大乾光旭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财政处奏酌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从前各省所铸银元，系属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现在明定国币，拟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更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元旧有之制钱相铺而行等语。整齐圜法为当今财政要图，著户部造币总厂按照所拟章程行知直隶、江南、湖北、广东各分厂赶紧铸造，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以垂定制而昭大信”。这表明大乾帝国政府正式认定一两制银币为国币。随后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甲申一两”机制大乾银币一套。继福建、广东之后，湖北造币厂于光旭十年试铸了一两制银元一种，北洋造币厂、奉天造币厂、吉林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可以说这些一两制银元是大乾帝国币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乾帝国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决心。
大乾帝国政府为什么在币制改革的问题上决心如此之大，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防止国库存银的丢失。
传统的银两制，曾盛行于眀乾两朝，到了近世，其弊端已越来越大，在大乾韶光朝达到了顶点。
就在韶光皇帝62岁的这一年，国库竟然失窃了900万两白银！
韶光二十三年，内忧外患使大乾帝国岌岌可危。禁烟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此时，韶光皇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禁军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乾帝国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禁烟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2300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70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4000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韶光皇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可以说心疼得要命。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1000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乾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韶光皇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韶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1000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
韶光二十三年（西历90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史称“（韶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听。”
韶光皇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1000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韶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韶光皇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日（西历4月25日），韶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背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因为从来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大乾帝国的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脱光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了答案，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该日才被发现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