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伊藤博文沉迷于女人的世界以求麻醉自己，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时，柳原前光也在经历着类似的煎熬。
“林君，这次和谈，您能做出这样的让步，日本每一个人都受到您的恩惠！真是非常感谢您！”柳原前光说着，向林逸青深深的一躬。
“柳原君不必感谢我，此次减免兵费，乃是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日本生民之艰，故尔仅索二百万镑之款。我只不过是仰承皇太后皇上旨意而已。”林逸青笑了笑，拿过茶壶，给柳原前光面前的茶碗斟满。
柳原前光闻言，有如乾国大臣一般，面向紫禁城的方向，深深一躬，以示敬意。
“其实，柳原君，你还应该感谢一些人。”林逸青微笑着看着柳原前光的动作，“没有他们，减款一事便不得成。”
“噢？林君说的是哪些人？”柳原前光好奇的问道。
“是清流言官啊，柳原君。”林逸青笑道，“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全都让你给私下收买了，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向着日本说话呢？”
听到林逸青的回答，柳原前光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乾国的言官，他确实是没少收买……
难道是林逸青发现了什么？
想到林逸青手下的那帮无孔不入的忍者，柳原前光竟然打了一个冷战。
“林君真会开玩笑。”
“其实收买了也不要紧，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林逸青笑道，“不过，那些没有拿你们的钱，却也拼命帮着你们摇旗呐喊的，我是真的搞不懂了。”
柳原前光明白了林逸青的意思，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定了定神，说道：“此类事情，古已有之，不绝于史。林君不必耿耿于怀。”
柳原前光说的“古已有之，不绝于史”的事情，便是中原王朝千年外交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上邦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卖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自梥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原王朝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禁烟战争爆发前，曾伯函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璋额提问时就说：“自南梥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伯函在给李绍泉的信中又说：“自梥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为什么梥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清流”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首先是对梥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梥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在风波亭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其次是中原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原王朝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夏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流”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第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原王朝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中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土，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第四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土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林义哲曾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现下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眀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正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眀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上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重桓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重桓的阁臣钱隆西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思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加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林义哲亦以为乾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国朝的外交，从天津教案以来，我所经手者甚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士民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请愿团对谈判诸大臣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瀚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太，成于阮机。有人曾说：“清谈误国是西缙灭亡的原因之一。”西缙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眀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亦分不开。崇正皇帝死后不久，渤海摄政王阿莫拉给南眀的史克发写信，痛斥晚眀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梥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眀朝的大臣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梥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而现在，“清流”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土不容小觑，而就全世界来看，民族主义业已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这一次林逸青主持对日谈判，原本打算借乾国法理占上风，军事实力也占有优势的机会，狠狠敲日本一下，榨一大笔款子出来，让日本十年翻不过身来，但没想到国内的清流健将们却纷纷弹劾林逸青“勒日过重”，“索款过巨”，失了泱泱大国的体面，“使列国视中朝有如市井之嗜利商贾”，坚决要求朝廷追究林逸青的责任。
更为荒唐的是，一些清流言官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装起了大方，竟然要求朝廷放弃对日索赔！
监察御史查筱荫就上书朝廷说：“以中土之大，区区百万银之兵费，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款免去，不索日本，亦足示中朝之恩威，在德而不在兵，足令日本羞其所为而灭其骄气也。”
由于清流言官们的强烈反对，清议汹汹之下，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做出姿态，指示林逸青将原来的索赔金额500万英镑减少至300万英镑，后来又减少到了2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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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未完待续。)
就在伊藤博文沉迷于女人的世界以求麻醉自己，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时，柳原前光也在经历着类似的煎熬。
“林君，这次和谈，您能做出这样的让步，日本每一个人都受到您的恩惠！真是非常感谢您！”柳原前光说着，向林逸青深深的一躬。
“柳原君不必感谢我，此次减免兵费，乃是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日本生民之艰，故尔仅索二百万镑之款。我只不过是仰承皇太后皇上旨意而已。”林逸青笑了笑，拿过茶壶，给柳原前光面前的茶碗斟满。
柳原前光闻言，有如乾国大臣一般，面向紫禁城的方向，深深一躬，以示敬意。
“其实，柳原君，你还应该感谢一些人。”林逸青微笑着看着柳原前光的动作，“没有他们，减款一事便不得成。”
“噢？林君说的是哪些人？”柳原前光好奇的问道。
“是清流言官啊，柳原君。”林逸青笑道，“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全都让你给私下收买了，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向着日本说话呢？”
听到林逸青的回答，柳原前光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乾国的言官，他确实是没少收买……
难道是林逸青发现了什么？
想到林逸青手下的那帮无孔不入的忍者，柳原前光竟然打了一个冷战。
“林君真会开玩笑。”
“其实收买了也不要紧，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林逸青笑道，“不过，那些没有拿你们的钱，却也拼命帮着你们摇旗呐喊的，我是真的搞不懂了。”
柳原前光明白了林逸青的意思，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定了定神，说道：“此类事情，古已有之，不绝于史。林君不必耿耿于怀。”
柳原前光说的“古已有之，不绝于史”的事情，便是中原王朝千年外交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上邦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卖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自梥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原王朝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禁烟战争爆发前，曾伯函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璋额提问时就说：“自南梥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伯函在给李绍泉的信中又说：“自梥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为什么梥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清流”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首先是对梥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梥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在风波亭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其次是中原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原王朝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夏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流”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第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原王朝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中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土，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第四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土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林义哲曾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现下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眀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正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眀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上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重桓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重桓的阁臣钱隆西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思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加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林义哲亦以为乾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国朝的外交，从天津教案以来，我所经手者甚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士民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请愿团对谈判诸大臣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瀚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太，成于阮机。有人曾说：“清谈误国是西缙灭亡的原因之一。”西缙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眀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亦分不开。崇正皇帝死后不久，渤海摄政王阿莫拉给南眀的史克发写信，痛斥晚眀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梥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眀朝的大臣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梥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而现在，“清流”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土不容小觑，而就全世界来看，民族主义业已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这一次林逸青主持对日谈判，原本打算借乾国法理占上风，军事实力也占有优势的机会，狠狠敲日本一下，榨一大笔款子出来，让日本十年翻不过身来，但没想到国内的清流健将们却纷纷弹劾林逸青“勒日过重”，“索款过巨”，失了泱泱大国的体面，“使列国视中朝有如市井之嗜利商贾”，坚决要求朝廷追究林逸青的责任。
更为荒唐的是，一些清流言官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装起了大方，竟然要求朝廷放弃对日索赔！
监察御史查筱荫就上书朝廷说：“以中土之大，区区百万银之兵费，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款免去，不索日本，亦足示中朝之恩威，在德而不在兵，足令日本羞其所为而灭其骄气也。”
由于清流言官们的强烈反对，清议汹汹之下，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做出姿态，指示林逸青将原来的索赔金额500万英镑减少至300万英镑，后来又减少到了2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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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