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曾就李珍国书信问题一个劲的纠缠不清，狮子大开口的索要利益之外，一定要治岑聿瑛的罪，曾令岑聿瑛一度心惊胆战。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朝廷委派李绍泉的胞兄李筱泉和薛焕前往云南查办此案，一个月后，李筱泉、薛焕将查办滇案的最后结论奏报朝廷，确定杀死马嘉理及阻止柏郎“抢险队”的都是滇缅边界深山密林中的“野人”。在钦差大臣审讯时，英国使馆参赞格维讷曾派有他的随员去旁听，他在给威妥玛的报告中，说李筱泉等的结论毫不真实，威妥玛据此就滇案本身大肆刁难。早在滇案发生后，他就一再专横地硬说该案是滇军左营都司李珍国所指使，其目的是要说成这件事与乾国地方政府有直接关系。此前他多次向总理衙门咆哮说：“马嘉理被杀及柏郎被阻，其根由在朝廷大吏均以攘外为心，所以李珍国是奉宪谕，岑聿瑛是奉旨，今唯有问之乾国国家如何去攘外之心，如何保其将来。”要求“岑聿瑛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筱泉、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乾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其恣肆狂妄，达到新的高峰。到五月底，威妥玛除了就滇案本身继续纠缠外，更再度追问优待公使及整顿税厘两事的切实办法。总理衙门这时已得到了李绍泉的报告和林义哲就此案的处理方略，断然拒绝将岑聿瑛等提京审讯等一系列无理要求。威妥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括了一下之前的各种要求，列为八条，向总理衙门提出以此作为免将岑聿瑛等提京的交换条件，也被总理衙门断然拒绝。
为了诱迫乾国政府答应，威妥玛又调整了要求，称八条中暂不包括优待公使问题，所着重要求的是：一、总理衙门应奏述滇案的发生及钦差大臣查办经过，奏折内须说明何以英使不能接受那种查办的结论。出奏前，折稿须经英使阅看；二、上项奏折及相应的谕旨须列入告示，张贴全国，以两年为期。英国官员得随时要求由乾国官员陪同赴各地察看张贴情形；三、乾国内地如发生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得派员观审；四、应谕令云南当局派员协同英国官员调查滇省边界贸易情形并商订贸易章程；五、英国得派领事驻扎大理或云南其他地点察看贸易情形，以五年为期；在重庆亦同；六、乾商洋商都可请领税票（半税单）；乾国须在沿海、沿江、沿湖多开口岸，如大孤山、岳州、宜昌、安庆、芜湖、南昌、温州、北海、水东等；乾国如同意这些要求，英国愿商议调整鸦片入口税；乾国如同意“口界”免厘。英国还允许通过国际协定准乾国增税；七、以上六条定明后，乾国使臣应前往英国，国书内须声明对滇案表示惋惜；国书须先经英使阅看；八、偿款应包括马嘉理家属的抚恤、柏郎等损失的赔补、印度派兵护送柏郎等及英国调遣兵船等费，其总数听英国政府决定。在随后的谈判中，威妥玛提出偿银20万两（兵船调遣费不在内）的数目。十分明显，这八条把多年以来英国关于通商利益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了。但总理衙门还是毫不客气的予以拒绝，加之乾国驻英副使刘锡鸿在伦敦遇刺，总理衙门对威妥玛进行了严厉的质问，随后并提出了反制的要求。威妥玛坚绝拒绝，并威胁要下旗回国。总理衙门竟然也没有理会。威妥玛因而愤怒的离开了北京，前往天津，而总理衙门顺水推舟的让直隶总督李绍泉负责和威妥玛进行谈判。
在天津的威妥玛并不甘心同北京方面中断谈判，他派秘书梅辉立去总理衙门商议两个文件的措辞，一是前述八条要求中第一条所说的奏折，二是邀请各国公使讨论商务厘金的照会。梅辉立对谈论间涉及英国八条要求中的偿款一条，和威妥玛一样的恣意勒索，声称款数既应由英国政府决定，“无论索偿数千，或少至数万。或多至数百万、数千万，乾国必当应允，无可商量”；乾国方面当然不会允许，谈判不欢而散。随后威妥玛再提将岑聿瑛传京。又照会总理衙门，把前此谈判所得的协议一概推翻。至此威妥玛同大乾中枢的谈判宣告最后破裂。
威妥玛如此骄横恣肆，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看清大乾帝国政府不敢坚决反抗自己的勒索，而总理衙门只是向他一步一步地退让，不愿一下子全部屈从，他对此感到不耐。想以最后的决绝姿态来迫使当时各个要求都得兑现。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总理衙门这一次表现出了异常强硬的态度。他出京后，乾国政府通知李绍泉在津与他定议。李绍泉曾对威妥玛表示了挽留，但威妥玛却表示“滇案除提京外别无可商”，“不愿在津会商”；但他并不关闭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声称“非不信中堂，实信不过总理衙门”，如乾国政府派“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去上海向他作更多的让步，仍有商谈的余地。威妥玛随后离津南下。李绍泉是以也不再挽留。
威妥玛破坏北京谈判的情况报告到伦敦，正值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国际危机的时候，英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形势的需要，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在给威妥玛的训令中强烈表示“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这实际上划定了威妥玛行动的限度。但外表上威妥玛还装出强硬的样子，他通过赫德继续对大乾朝廷中枢实行威吓。赫德在与威妥玛会晤后致书李绍泉说：“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甚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了结。”又说：“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信中还指名要李绍泉去烟台与威妥玛会谈，但行前“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必有新样主意，商办事件要大方”，如此才可有所成议。信中又说。赴烟台谈判是“尽头一著，若不照此议，实无别项和睦办法”。言外之意，不照此行事就只有听受英国武力对待！
在得知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之后。岑聿瑛可以说懊丧之极。
在他看来，朝廷面对英国人的武力威胁，是一定会屈服的，那自己被革职问罪，简直就是一定的了。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随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见到乾国政府毫不买帐，威妥玛怒极，他认为只有使用军事手段才可以压服乾国，于是便说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瑞德尔和东印度舰队司令吉莱特派舰队前来天津海面集结，用“军事演习”来展示英国的强大武力，逼迫乾国屈服。
英国舰队的集结引起了大乾朝廷的极度不安，李绍泉为此集结新建的北洋水师主力严阵以待，在英国舰队演习期间，面对英国人的挑衅，北洋水师“和硕公主”号巡洋舰管带邓正卿打出“本舰故障”旗号。故意冲撞英舰“奥狄莎”号，逼得英舰狼狈逃蹿，使英国海军颜面大失。
在得知威妥玛竟然以演习的名义调集舰队前往天津对乾国进行讹诈后，外国报纸无论是法国的《巴黎时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对弱势的乾国海军向强大的英国舰队发起的挑战极尽赞美，就连英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也对乾国舰长邓正卿的英勇表现表示了敬意，认为是“纳尔逊精神”在东方的体现，而对于“奥狄莎”号的舰长科尔斯的怯懦表现则极尽鄙视和挖苦。威妥玛导演的这一事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极坏的反效果。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一开始，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时，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乾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乾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乾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了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是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乾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绍泉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乾国对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约。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90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乾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乾公使巴兰德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乾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绍泉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乾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绍泉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乾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乾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对乾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在乾列强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乾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乾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乾国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乾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并以此为条件，换取乾国的好感和在乾商务权利的扩大。
在英国首相迪斯累利被国会弹劾辞职之后，外交大臣德比等内阁成员也相继辞职。格莱斯顿当选为新一届的英国首相，而格莱斯顿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正式宣布免去威妥玛驻乾国公使一职，改为驻乾参赞傅雷斯接替。
和威妥玛一同被免职的。还有英国远东舰队（即“乾国舰队”）司令瑞德尔。
在被免职之后，威妥玛并不甘心，接连致电英国政府，强调和乾国交涉通商增开口岸的重要性，并要求英国政府坚决反对林义哲的介入。但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已经失去了兴趣。只想着尽快结束因马嘉理事件和刘锡鸿事件所造成的这场外交风波，好腾出手来应付因土耳其海峡危机而蠢蠢欲动的俄国，是以非常低调的和乾国方面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
林义哲经过和傅雷斯反复的“友好磋商”，傅雷斯请示英国政府批准后，和乾国方面达成了就“滇案”的善后协定：乾国方面赔偿及抚恤马嘉理家属白银共5万两，将杀死马嘉理的凶手26人处以斩刑（实际是找了一些死囚，因其均“瘐毙狱中”，故而此项作罢），免去李珍国、蒋宗汉等涉案的云南地方军政官员职务，对当时还是云南巡抚的岑聿瑛以“丁忧”之名开缺回籍（后丁忧期满重新起复）。关于云南通商事宜。双方则约定，威妥玛此前提出的勒索条件全部作废，待共同派员勘探云南边境贸易情形之后，再行重开谈判。
对于当年林义哲顺利了结滇案，岑聿瑛心里其实是很感激的，但他并没有深刻吸取滇案的教训，几年之后，便故态复萌。
而这一次，是故去的林义哲的兄弟林逸青来象他的兄长当年一样，奉朝廷之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这个林逸青。行事同兄长完全不同。
能一下子促使朝廷拿下这么多的督抚，大乾朝立国以来到现在，可以说是头一回。
对于自己这一次的罪名，岑聿瑛其实很清楚会是什么。不管怎么追究，都不是死罪，但要是将当年曾给朝廷带来巨大麻烦险些和英国刀兵相见的滇案重新翻出来，追查自己当年在滇案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那自己可真是性命堪忧了。
欺君罔上，乃是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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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曾就李珍国书信问题一个劲的纠缠不清，狮子大开口的索要利益之外，一定要治岑聿瑛的罪，曾令岑聿瑛一度心惊胆战。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朝廷委派李绍泉的胞兄李筱泉和薛焕前往云南查办此案，一个月后，李筱泉、薛焕将查办滇案的最后结论奏报朝廷，确定杀死马嘉理及阻止柏郎“抢险队”的都是滇缅边界深山密林中的“野人”。在钦差大臣审讯时，英国使馆参赞格维讷曾派有他的随员去旁听，他在给威妥玛的报告中，说李筱泉等的结论毫不真实，威妥玛据此就滇案本身大肆刁难。早在滇案发生后，他就一再专横地硬说该案是滇军左营都司李珍国所指使，其目的是要说成这件事与乾国地方政府有直接关系。此前他多次向总理衙门咆哮说：“马嘉理被杀及柏郎被阻，其根由在朝廷大吏均以攘外为心，所以李珍国是奉宪谕，岑聿瑛是奉旨，今唯有问之乾国国家如何去攘外之心，如何保其将来。”要求“岑聿瑛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筱泉、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乾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其恣肆狂妄，达到新的高峰。到五月底，威妥玛除了就滇案本身继续纠缠外，更再度追问优待公使及整顿税厘两事的切实办法。总理衙门这时已得到了李绍泉的报告和林义哲就此案的处理方略，断然拒绝将岑聿瑛等提京审讯等一系列无理要求。威妥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括了一下之前的各种要求，列为八条，向总理衙门提出以此作为免将岑聿瑛等提京的交换条件，也被总理衙门断然拒绝。
为了诱迫乾国政府答应，威妥玛又调整了要求，称八条中暂不包括优待公使问题，所着重要求的是：一、总理衙门应奏述滇案的发生及钦差大臣查办经过，奏折内须说明何以英使不能接受那种查办的结论。出奏前，折稿须经英使阅看；二、上项奏折及相应的谕旨须列入告示，张贴全国，以两年为期。英国官员得随时要求由乾国官员陪同赴各地察看张贴情形；三、乾国内地如发生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得派员观审；四、应谕令云南当局派员协同英国官员调查滇省边界贸易情形并商订贸易章程；五、英国得派领事驻扎大理或云南其他地点察看贸易情形，以五年为期；在重庆亦同；六、乾商洋商都可请领税票（半税单）；乾国须在沿海、沿江、沿湖多开口岸，如大孤山、岳州、宜昌、安庆、芜湖、南昌、温州、北海、水东等；乾国如同意这些要求，英国愿商议调整鸦片入口税；乾国如同意“口界”免厘。英国还允许通过国际协定准乾国增税；七、以上六条定明后，乾国使臣应前往英国，国书内须声明对滇案表示惋惜；国书须先经英使阅看；八、偿款应包括马嘉理家属的抚恤、柏郎等损失的赔补、印度派兵护送柏郎等及英国调遣兵船等费，其总数听英国政府决定。在随后的谈判中，威妥玛提出偿银20万两（兵船调遣费不在内）的数目。十分明显，这八条把多年以来英国关于通商利益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了。但总理衙门还是毫不客气的予以拒绝，加之乾国驻英副使刘锡鸿在伦敦遇刺，总理衙门对威妥玛进行了严厉的质问，随后并提出了反制的要求。威妥玛坚绝拒绝，并威胁要下旗回国。总理衙门竟然也没有理会。威妥玛因而愤怒的离开了北京，前往天津，而总理衙门顺水推舟的让直隶总督李绍泉负责和威妥玛进行谈判。
在天津的威妥玛并不甘心同北京方面中断谈判，他派秘书梅辉立去总理衙门商议两个文件的措辞，一是前述八条要求中第一条所说的奏折，二是邀请各国公使讨论商务厘金的照会。梅辉立对谈论间涉及英国八条要求中的偿款一条，和威妥玛一样的恣意勒索，声称款数既应由英国政府决定，“无论索偿数千，或少至数万。或多至数百万、数千万，乾国必当应允，无可商量”；乾国方面当然不会允许，谈判不欢而散。随后威妥玛再提将岑聿瑛传京。又照会总理衙门，把前此谈判所得的协议一概推翻。至此威妥玛同大乾中枢的谈判宣告最后破裂。
威妥玛如此骄横恣肆，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看清大乾帝国政府不敢坚决反抗自己的勒索，而总理衙门只是向他一步一步地退让，不愿一下子全部屈从，他对此感到不耐。想以最后的决绝姿态来迫使当时各个要求都得兑现。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总理衙门这一次表现出了异常强硬的态度。他出京后，乾国政府通知李绍泉在津与他定议。李绍泉曾对威妥玛表示了挽留，但威妥玛却表示“滇案除提京外别无可商”，“不愿在津会商”；但他并不关闭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声称“非不信中堂，实信不过总理衙门”，如乾国政府派“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去上海向他作更多的让步，仍有商谈的余地。威妥玛随后离津南下。李绍泉是以也不再挽留。
威妥玛破坏北京谈判的情况报告到伦敦，正值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国际危机的时候，英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形势的需要，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在给威妥玛的训令中强烈表示“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这实际上划定了威妥玛行动的限度。但外表上威妥玛还装出强硬的样子，他通过赫德继续对大乾朝廷中枢实行威吓。赫德在与威妥玛会晤后致书李绍泉说：“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甚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了结。”又说：“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信中还指名要李绍泉去烟台与威妥玛会谈，但行前“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必有新样主意，商办事件要大方”，如此才可有所成议。信中又说。赴烟台谈判是“尽头一著，若不照此议，实无别项和睦办法”。言外之意，不照此行事就只有听受英国武力对待！
在得知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之后。岑聿瑛可以说懊丧之极。
在他看来，朝廷面对英国人的武力威胁，是一定会屈服的，那自己被革职问罪，简直就是一定的了。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随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见到乾国政府毫不买帐，威妥玛怒极，他认为只有使用军事手段才可以压服乾国，于是便说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瑞德尔和东印度舰队司令吉莱特派舰队前来天津海面集结，用“军事演习”来展示英国的强大武力，逼迫乾国屈服。
英国舰队的集结引起了大乾朝廷的极度不安，李绍泉为此集结新建的北洋水师主力严阵以待，在英国舰队演习期间，面对英国人的挑衅，北洋水师“和硕公主”号巡洋舰管带邓正卿打出“本舰故障”旗号。故意冲撞英舰“奥狄莎”号，逼得英舰狼狈逃蹿，使英国海军颜面大失。
在得知威妥玛竟然以演习的名义调集舰队前往天津对乾国进行讹诈后，外国报纸无论是法国的《巴黎时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对弱势的乾国海军向强大的英国舰队发起的挑战极尽赞美，就连英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也对乾国舰长邓正卿的英勇表现表示了敬意，认为是“纳尔逊精神”在东方的体现，而对于“奥狄莎”号的舰长科尔斯的怯懦表现则极尽鄙视和挖苦。威妥玛导演的这一事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极坏的反效果。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一开始，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时，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乾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乾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乾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了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是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乾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绍泉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乾国对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约。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90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乾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乾公使巴兰德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乾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绍泉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乾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绍泉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乾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乾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对乾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在乾列强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乾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乾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乾国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乾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并以此为条件，换取乾国的好感和在乾商务权利的扩大。
在英国首相迪斯累利被国会弹劾辞职之后，外交大臣德比等内阁成员也相继辞职。格莱斯顿当选为新一届的英国首相，而格莱斯顿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正式宣布免去威妥玛驻乾国公使一职，改为驻乾参赞傅雷斯接替。
和威妥玛一同被免职的。还有英国远东舰队（即“乾国舰队”）司令瑞德尔。
在被免职之后，威妥玛并不甘心，接连致电英国政府，强调和乾国交涉通商增开口岸的重要性，并要求英国政府坚决反对林义哲的介入。但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已经失去了兴趣。只想着尽快结束因马嘉理事件和刘锡鸿事件所造成的这场外交风波，好腾出手来应付因土耳其海峡危机而蠢蠢欲动的俄国，是以非常低调的和乾国方面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
林义哲经过和傅雷斯反复的“友好磋商”，傅雷斯请示英国政府批准后，和乾国方面达成了就“滇案”的善后协定：乾国方面赔偿及抚恤马嘉理家属白银共5万两，将杀死马嘉理的凶手26人处以斩刑（实际是找了一些死囚，因其均“瘐毙狱中”，故而此项作罢），免去李珍国、蒋宗汉等涉案的云南地方军政官员职务，对当时还是云南巡抚的岑聿瑛以“丁忧”之名开缺回籍（后丁忧期满重新起复）。关于云南通商事宜。双方则约定，威妥玛此前提出的勒索条件全部作废，待共同派员勘探云南边境贸易情形之后，再行重开谈判。
对于当年林义哲顺利了结滇案，岑聿瑛心里其实是很感激的，但他并没有深刻吸取滇案的教训，几年之后，便故态复萌。
而这一次，是故去的林义哲的兄弟林逸青来象他的兄长当年一样，奉朝廷之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这个林逸青。行事同兄长完全不同。
能一下子促使朝廷拿下这么多的督抚，大乾朝立国以来到现在，可以说是头一回。
对于自己这一次的罪名，岑聿瑛其实很清楚会是什么。不管怎么追究，都不是死罪，但要是将当年曾给朝廷带来巨大麻烦险些和英国刀兵相见的滇案重新翻出来，追查自己当年在滇案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那自己可真是性命堪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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