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处处败北的越南阮氏王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将南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越南的省份数量看似繁多，但每个省辖地并不大）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开放沱灢、吧剌、广安三个沿海通商口岸。旋后，对此并不满足的法国，又以邻近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匪盗”横行，越南政府剿匪不力为由，自行出兵予以占领。最后将上述越南六省全部并入法国版图，成为交趾支那殖民地，设总督进行管理。
对于法国人的步步蚕食，越南朝廷毫无悬念的又想起了自己的宗主国——大乾帝国，想要借助天朝上国的力量来对抗法国，保存自己。
而林逸青知道，历史上越南对于中原王朝，就一直并非是士大夫们一厢情愿的认为的那样恭顺，而是畏惧和仇恨，中原王朝强势时，越南称臣纳贡，中原王朝一旦国势衰落，越南轻则翻脸不认人，重则刀兵相向。到了大乾朝，因为畏惧这个由中原夏族“蛮化”而成的强大骑射民族渤族建立的大帝国，越南一直自称藩属，并履行着四年一朝贡的义务，在给大乾朝廷的表文当中也自称“下国”，但是在越南国内，却一直自认为是中夏正统，称大乾为“北朝”。而在越南的史籍当中，也一向充斥着“北朝入寇”的文字，越南人史书中的民族英雄，也多是“抗北英雄”！
对于大乾朝，越南人一直抱有利用的心态，尤其是西方列强连樯而来之后。这种利用宗主国对付法国的思潮充斥越南朝野。
可笑的是。天朝上国的士大夫们。昧于世界大势，仍然一味的强调越南是大乾的“属邦”！向来“忠顺”（真忠顺的话就不会有全隆皇帝“两征安南”之役了）！这种宗藩关系当予以坚决“维护”！
面对汹涌的“舆论”，大乾朝廷当中也不是没有清醒的头脑，主持国政的敬亲王宜欣便说：“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甚虞……此事关系中土大局。论藩属之义。中朝理应派兵救援，玉帛干戈，随即因应；而在我即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
针对越南的局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绍泉也说：“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皎然可睹。……法之蓄志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今又仓促而起，只手空拳，不知所以为计。”
尽管敬亲王和李绍泉等重臣倾向于同法国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但国内士大夫们的“舆情”实在太过强大，军机处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不敢明确表态，因而越南问题一拖再拖，直至今日。
对于林逸青来说，他刚刚通过科举考试，等于正式打入士大夫阶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放弃越南这个属国的倾向，只怕立刻就会被保守派势力群起而攻之，那样他之前的种种努力就都等于白费了。
“侍郎大人为难的，大概是大乾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吧？”岛津洋子笑道。
“你再侍郎大人侍郎大人的，小心我让你三天下不了榻。”林逸青恶声恶气的说道，“我难道不是你的夫君么？”
“人家不是替你升官感到高兴嘛。”岛津洋子想起了第一次和林逸青在温泉中欢爱的情景，脸上顿时发起烧来。
“这个兵部右侍郎，可不是白给的，我琢磨着，给我这个衔头，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在宫中过久，弄不好还要把我打发去越南一趟呢。”林逸青瞪了她一眼，“你还当是什么好官儿呢，还不快帮我想想怎么把越南的事儿给平了，还不落下骂名。”
“林君，朝鲜那一次，你弄得就很不错嘛。”岛津洋子立刻改了口，用林逸青最喜欢听她叫的称呼说道，但语气仍然略带调戏之意。
“朝鲜不是越南，日本也不是法国。”林逸青不客气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事实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是不可能吐出来的。而且法国是对大乾非常重要的友邦，若因为越南而同法国开战，绝对是赔本买卖，但国内这帮子瞎眼书生却偏偏喊着要打，怎么能和法国达成协议，又不让这些个瞎眼书生骂成狗，这是你要帮我解决的问题。”
“我刚才说的，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即把越南变成大乾的被保护国，承认法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岛津洋子笑道，“简单一句话，就是大乾和法国瓜分越南，让越南成为大乾真正的藩蓠，而非一个墙头草的属国。”
“瓜分这个词，咱们俩自己说说可以，要是传出去，我林某人的名声可就毁了。”林逸青故意装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以表示他对自己“羽毛”的爱惜。
“你果然还是在担心这个宗藩关系不好破除。”岛津洋子笑道，“朝鲜和琉球，不已经是大乾的被保护国了吗？国内的瞎眼书生们愿意叫属国，就让他们叫好了，左右不过是个名字而已。”
“是啊！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林逸青笑着点了点头。
林义哲在世时，对于宗藩体制，做了大量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令他这个后来接手者没有费太多的力气，便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
在东亚，长久以来都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作为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员统治的地区叫省份；诸如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但是没有独立的内政、外交和防务权利，须与中央政府的派员共同治理、且共推中原王朝皇帝为君主的地区被称为“内藩”；而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外交权、自己的军队，但是承认中原王朝皇帝为“共主”。以中原王朝为其“宗主国”、每隔一段日子要向宗主国上表进贡。本国君主更迭需要获得宗主国册封的地区就被称为“藩属国”。
除定时（按照地位的高低分一年到十年不等）向宗主国朝贡外。平日里宗主国一般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即便出现了纠纷或者是战事，只有在藩属国上表请求宗主国来仲裁或者干涉的时候，作为宗主国的中原王朝才会出面调停或者直接出兵干涉，藩属国制度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要外交手段，藩属国王必须臣服于中原王朝皇帝，服从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的影响和管理，同时中原王朝也可以保护他们的领土完整。这是中土人骄傲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中土人认为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利，是真正的文明，唯一的世界中心！
宗藩体制下、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脑海中，天朝的物产丰足、无所不有，天朝以外都是“化外之地”，与内藩外藩的所谓贸易往来往往都是中原王朝的亏本买卖。换句话说，外藩进贡的物品值一两银子，天朝上国回送的物品绝对要值几两甚至十几两，非如此不能显示天朝的富足和无所不有。说得好听一点那叫“散财童子”大把的撒钱给周围的叫花子，说得“通俗”点的话那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为了虚名而甘愿割肉挨宰的冤大头了。
可以说是中原王朝古代的地缘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出现。在大航海时代没有到来的时候，沿海地带是天然的大后方。因为没有哪个敌手有能力从海上发动进攻，不需要在海岸线防御上花费精力；西南自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后，世界屋脊和喜马拉雅山脉也就成了不可跨越的天堑，作用远远超过百万雄兵；北方的边疆虽然不怎么太平，但是有长城保护，又或是对手基本都是劫一票就走、玩票性质的游牧民族，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放眼西北，茫茫大漠一无所有；望眼东南，涛涛海水望不到边；眼瞅着西南尽是未开化的原始森林；东北那冰天雪地的也不是什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的地缘实在是不错，望眼四周，还是自己的中原最好，知足常乐是中原农耕民族的传统美德，既然自己的条件比周围都好，自然不会去惦记别人的土地。这和自身条件贫瘠，危机感强烈，成天惦记着怎么走出这片贫瘠土地的东瀛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知足常乐”思想支配下，对藩属国的内政，中央政府不愿意也不屑于去作干预，但有一个可能性是例外的，就是周围的藩属们闹得实在不像话，实在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到让朝廷在面子上觉得挂不住的时候，天朝上国为了面子问题才会端起一副家长的架子、高高在上的以老爹教育淘气的孩子的口吻下斥责书，如果在这个时候闹事的藩属服软认错、满足一下上国的面子以及虚荣心，事情绝对还有回旋的余地。比如随瑭之交的高句丽国主高元，在把上国挑衅到爆发的临界点之际立刻上表服软，自称自己为“辽东粪土臣元”，立刻换来了上国天兵撤兵回朝，之前随军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巨大的损失也因为“辽东粪土臣元”这短短的六个字而归于白费。
如果是属国请求上国的天兵，那就更加是天大的面子问题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道义，一种天经地义的责任。小弟有难，身为大哥岂能坐视不理？于是又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和年轻士兵的生命扔了进去，换来的也就是属国的几声感恩戴德的“谢谢”，这还是最好的结果，搞不好还会被三心二意的白眼狼们在背后摆上一道，这种亏古往今来天朝上邦可没少吃。
天朝上国要的就是一个面子，中原王朝历史上的对外用兵根源归根结底无外乎都是面子。随炀帝三征高句丽，靡费军费无算，无数将士埋骨异乡，最后换来的仅仅是高元的一纸降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将一个原本富足强大的随朝给折腾了进去。
在中原王朝执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之牛耳的时候宗藩制度确实可以体现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优越地位；可到了中央朝廷自己也没有能力自保的时候，再要维持这种宗藩关系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对于大乾朝。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朝鲜壬辰卫国之战。丰臣秀吉率日本举国之兵攻朝鲜，衰相已显的大眀朝出兵援救仗没打赢，大眀朝的鲜血却给抽了大去，后来还是靠了渤海部的力量，最后退了敌，撤了军，得到的是什么呢？貌似除了后世文人的赞颂之外没有什么。按道理来说，属国可以成为宗主国抵御外来入侵的“缓冲区”。但在西方殖民者的面前。不论越南、缅甸、暹罗、朝鲜还是琉球，这些小国作为“缓冲区”实在太薄弱，说他们“弱不经风”都是客气话，宗主国尚且苟延残喘，更何况国小如薄饼的藩属国呢？
在殖民成为时代主流的大环境下，保护国-被保护国体系为主的全新的国际法体系被建立起来，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国际法就是强国保障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法律依据。相比没有法律条文约束、完全依靠“恩威”的宗藩体制显现出了更加完备的法理性，换句话说——没有法理性的宗藩体制在具有法理性的殖民体制面前显得是如此得脆弱和无助。
但是，当一个新兴的体制要取代旧有的体制时势必会遭受到抵抗。可是就如同一个蹒跚的老朽面对一个精壮的青年，此两者相斗的结果毫无疑问输家必然是老朽。现下正是殖民主义的世纪。殖民主义在当时显现出的是勃勃的生机。强大的武力、高素质的兵员和先进的制度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能使为数并不多的殖民者能轻易地击败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野蛮人”和“土著”。相对中土人的“不思进取”，西方的殖民者就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会为了所谓的道义和面子而去对别的地区用兵，但是一旦决定用兵，就一定会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得到远比军事行动的花费更加有价值的回报。从航海和经商起家的西欧人到底是天生的生意人，讲究的就是一个“利”字，无利不起早，无重利又岂能下巨本？所以，当殖民者的脚步一踏上陌生的土地那一刻起，他们内心中就已经将自己划定为这块土地的新主人，绝计不会做像中原王朝的天兵那样驱完贼、扶完贫、献完爱心然后拍拍屁股打铺盖走人还留下一大堆的慰问品这类“蠢事”的。
两个制度存在代差的势力对抗的结果往往会是一边倒的，制度的因素远远超越了勇气和意志成为决定国家之间战争胜利的主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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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处处败北的越南阮氏王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将南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越南的省份数量看似繁多，但每个省辖地并不大）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开放沱灢、吧剌、广安三个沿海通商口岸。旋后，对此并不满足的法国，又以邻近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匪盗”横行，越南政府剿匪不力为由，自行出兵予以占领。最后将上述越南六省全部并入法国版图，成为交趾支那殖民地，设总督进行管理。
对于法国人的步步蚕食，越南朝廷毫无悬念的又想起了自己的宗主国——大乾帝国，想要借助天朝上国的力量来对抗法国，保存自己。
而林逸青知道，历史上越南对于中原王朝，就一直并非是士大夫们一厢情愿的认为的那样恭顺，而是畏惧和仇恨，中原王朝强势时，越南称臣纳贡，中原王朝一旦国势衰落，越南轻则翻脸不认人，重则刀兵相向。到了大乾朝，因为畏惧这个由中原夏族“蛮化”而成的强大骑射民族渤族建立的大帝国，越南一直自称藩属，并履行着四年一朝贡的义务，在给大乾朝廷的表文当中也自称“下国”，但是在越南国内，却一直自认为是中夏正统，称大乾为“北朝”。而在越南的史籍当中，也一向充斥着“北朝入寇”的文字，越南人史书中的民族英雄，也多是“抗北英雄”！
对于大乾朝，越南人一直抱有利用的心态，尤其是西方列强连樯而来之后。这种利用宗主国对付法国的思潮充斥越南朝野。
可笑的是。天朝上国的士大夫们。昧于世界大势，仍然一味的强调越南是大乾的“属邦”！向来“忠顺”（真忠顺的话就不会有全隆皇帝“两征安南”之役了）！这种宗藩关系当予以坚决“维护”！
面对汹涌的“舆论”，大乾朝廷当中也不是没有清醒的头脑，主持国政的敬亲王宜欣便说：“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甚虞……此事关系中土大局。论藩属之义。中朝理应派兵救援，玉帛干戈，随即因应；而在我即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
针对越南的局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绍泉也说：“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皎然可睹。……法之蓄志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今又仓促而起，只手空拳，不知所以为计。”
尽管敬亲王和李绍泉等重臣倾向于同法国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但国内士大夫们的“舆情”实在太过强大，军机处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不敢明确表态，因而越南问题一拖再拖，直至今日。
对于林逸青来说，他刚刚通过科举考试，等于正式打入士大夫阶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放弃越南这个属国的倾向，只怕立刻就会被保守派势力群起而攻之，那样他之前的种种努力就都等于白费了。
“侍郎大人为难的，大概是大乾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吧？”岛津洋子笑道。
“你再侍郎大人侍郎大人的，小心我让你三天下不了榻。”林逸青恶声恶气的说道，“我难道不是你的夫君么？”
“人家不是替你升官感到高兴嘛。”岛津洋子想起了第一次和林逸青在温泉中欢爱的情景，脸上顿时发起烧来。
“这个兵部右侍郎，可不是白给的，我琢磨着，给我这个衔头，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在宫中过久，弄不好还要把我打发去越南一趟呢。”林逸青瞪了她一眼，“你还当是什么好官儿呢，还不快帮我想想怎么把越南的事儿给平了，还不落下骂名。”
“林君，朝鲜那一次，你弄得就很不错嘛。”岛津洋子立刻改了口，用林逸青最喜欢听她叫的称呼说道，但语气仍然略带调戏之意。
“朝鲜不是越南，日本也不是法国。”林逸青不客气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事实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是不可能吐出来的。而且法国是对大乾非常重要的友邦，若因为越南而同法国开战，绝对是赔本买卖，但国内这帮子瞎眼书生却偏偏喊着要打，怎么能和法国达成协议，又不让这些个瞎眼书生骂成狗，这是你要帮我解决的问题。”
“我刚才说的，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即把越南变成大乾的被保护国，承认法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岛津洋子笑道，“简单一句话，就是大乾和法国瓜分越南，让越南成为大乾真正的藩蓠，而非一个墙头草的属国。”
“瓜分这个词，咱们俩自己说说可以，要是传出去，我林某人的名声可就毁了。”林逸青故意装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以表示他对自己“羽毛”的爱惜。
“你果然还是在担心这个宗藩关系不好破除。”岛津洋子笑道，“朝鲜和琉球，不已经是大乾的被保护国了吗？国内的瞎眼书生们愿意叫属国，就让他们叫好了，左右不过是个名字而已。”
“是啊！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林逸青笑着点了点头。
林义哲在世时，对于宗藩体制，做了大量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令他这个后来接手者没有费太多的力气，便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
在东亚，长久以来都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作为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员统治的地区叫省份；诸如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但是没有独立的内政、外交和防务权利，须与中央政府的派员共同治理、且共推中原王朝皇帝为君主的地区被称为“内藩”；而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外交权、自己的军队，但是承认中原王朝皇帝为“共主”。以中原王朝为其“宗主国”、每隔一段日子要向宗主国上表进贡。本国君主更迭需要获得宗主国册封的地区就被称为“藩属国”。
除定时（按照地位的高低分一年到十年不等）向宗主国朝贡外。平日里宗主国一般不会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即便出现了纠纷或者是战事，只有在藩属国上表请求宗主国来仲裁或者干涉的时候，作为宗主国的中原王朝才会出面调停或者直接出兵干涉，藩属国制度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要外交手段，藩属国王必须臣服于中原王朝皇帝，服从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的影响和管理，同时中原王朝也可以保护他们的领土完整。这是中土人骄傲文化心理的表现形式：中土人认为自己拥有最高的权利，是真正的文明，唯一的世界中心！
宗藩体制下、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脑海中，天朝的物产丰足、无所不有，天朝以外都是“化外之地”，与内藩外藩的所谓贸易往来往往都是中原王朝的亏本买卖。换句话说，外藩进贡的物品值一两银子，天朝上国回送的物品绝对要值几两甚至十几两，非如此不能显示天朝的富足和无所不有。说得好听一点那叫“散财童子”大把的撒钱给周围的叫花子，说得“通俗”点的话那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为了虚名而甘愿割肉挨宰的冤大头了。
可以说是中原王朝古代的地缘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出现。在大航海时代没有到来的时候，沿海地带是天然的大后方。因为没有哪个敌手有能力从海上发动进攻，不需要在海岸线防御上花费精力；西南自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后，世界屋脊和喜马拉雅山脉也就成了不可跨越的天堑，作用远远超过百万雄兵；北方的边疆虽然不怎么太平，但是有长城保护，又或是对手基本都是劫一票就走、玩票性质的游牧民族，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放眼西北，茫茫大漠一无所有；望眼东南，涛涛海水望不到边；眼瞅着西南尽是未开化的原始森林；东北那冰天雪地的也不是什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的地缘实在是不错，望眼四周，还是自己的中原最好，知足常乐是中原农耕民族的传统美德，既然自己的条件比周围都好，自然不会去惦记别人的土地。这和自身条件贫瘠，危机感强烈，成天惦记着怎么走出这片贫瘠土地的东瀛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知足常乐”思想支配下，对藩属国的内政，中央政府不愿意也不屑于去作干预，但有一个可能性是例外的，就是周围的藩属们闹得实在不像话，实在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到让朝廷在面子上觉得挂不住的时候，天朝上国为了面子问题才会端起一副家长的架子、高高在上的以老爹教育淘气的孩子的口吻下斥责书，如果在这个时候闹事的藩属服软认错、满足一下上国的面子以及虚荣心，事情绝对还有回旋的余地。比如随瑭之交的高句丽国主高元，在把上国挑衅到爆发的临界点之际立刻上表服软，自称自己为“辽东粪土臣元”，立刻换来了上国天兵撤兵回朝，之前随军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巨大的损失也因为“辽东粪土臣元”这短短的六个字而归于白费。
如果是属国请求上国的天兵，那就更加是天大的面子问题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道义，一种天经地义的责任。小弟有难，身为大哥岂能坐视不理？于是又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和年轻士兵的生命扔了进去，换来的也就是属国的几声感恩戴德的“谢谢”，这还是最好的结果，搞不好还会被三心二意的白眼狼们在背后摆上一道，这种亏古往今来天朝上邦可没少吃。
天朝上国要的就是一个面子，中原王朝历史上的对外用兵根源归根结底无外乎都是面子。随炀帝三征高句丽，靡费军费无算，无数将士埋骨异乡，最后换来的仅仅是高元的一纸降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将一个原本富足强大的随朝给折腾了进去。
在中原王朝执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之牛耳的时候宗藩制度确实可以体现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优越地位；可到了中央朝廷自己也没有能力自保的时候，再要维持这种宗藩关系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对于大乾朝。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朝鲜壬辰卫国之战。丰臣秀吉率日本举国之兵攻朝鲜，衰相已显的大眀朝出兵援救仗没打赢，大眀朝的鲜血却给抽了大去，后来还是靠了渤海部的力量，最后退了敌，撤了军，得到的是什么呢？貌似除了后世文人的赞颂之外没有什么。按道理来说，属国可以成为宗主国抵御外来入侵的“缓冲区”。但在西方殖民者的面前。不论越南、缅甸、暹罗、朝鲜还是琉球，这些小国作为“缓冲区”实在太薄弱，说他们“弱不经风”都是客气话，宗主国尚且苟延残喘，更何况国小如薄饼的藩属国呢？
在殖民成为时代主流的大环境下，保护国-被保护国体系为主的全新的国际法体系被建立起来，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国际法就是强国保障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法律依据。相比没有法律条文约束、完全依靠“恩威”的宗藩体制显现出了更加完备的法理性，换句话说——没有法理性的宗藩体制在具有法理性的殖民体制面前显得是如此得脆弱和无助。
但是，当一个新兴的体制要取代旧有的体制时势必会遭受到抵抗。可是就如同一个蹒跚的老朽面对一个精壮的青年，此两者相斗的结果毫无疑问输家必然是老朽。现下正是殖民主义的世纪。殖民主义在当时显现出的是勃勃的生机。强大的武力、高素质的兵员和先进的制度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能使为数并不多的殖民者能轻易地击败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野蛮人”和“土著”。相对中土人的“不思进取”，西方的殖民者就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会为了所谓的道义和面子而去对别的地区用兵，但是一旦决定用兵，就一定会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得到远比军事行动的花费更加有价值的回报。从航海和经商起家的西欧人到底是天生的生意人，讲究的就是一个“利”字，无利不起早，无重利又岂能下巨本？所以，当殖民者的脚步一踏上陌生的土地那一刻起，他们内心中就已经将自己划定为这块土地的新主人，绝计不会做像中原王朝的天兵那样驱完贼、扶完贫、献完爱心然后拍拍屁股打铺盖走人还留下一大堆的慰问品这类“蠢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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